日语语源学研究

日语的汉字读音复杂，有音读和训读之分。音读中包括古音、吴音、汉音、现代音和惯用音。训读包括正训、熟字训和当字训等。汉音是通过中国的汉字读音演变而成的，所以对中国人来说有规律可寻。而训读是学习日语的难题。一个汉字一个汉字地去记，确实比较头痛，也难于记忆。就日语汉字学而言，应该是读音在前，汉字对应在后，词与词之间表面上是独立各成一方，但从语源上来说，它们却由相互之间有着相对稳固联系的若干族群组成。所以，从语源学上来研究日语汉字语源对学习掌握日语汉字训读会起到极其积极的作用。

1　语源学的定义与日语语源学的特点

威廉·冯·洪堡特(Wilhelmvon Humbolat，1767—1835)在《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中指出：“由于词始终针对概念，所以，意义相近的概念自然地要用相似的语音来表示。如果人们或多或少清楚地察觉到一些概念有相同的来源，那就想必会把这些概念跟来源相同的语音对应起来，从而使得概念的相似与语音的相似彼此统一。”[1]书中还指出：“词和词形(Wortformen)的这些固定不变的部分，被称为根状成分(Die wurzelhaften Teile)，而如果把它们分离出来描述，则可以视之为语言本身的根，即语根。”

沈兼士也在《右文说在训诂学上之沿革及其推阐》中指出：“语言必有根。语根者，最初表示概念之音，为语言形式之基础。”傅懋勣先生在民族语文论集的《中国训诂的科学化》一文中说：“语根就是最初表示共象的语音形式。共象和意义不同，意义是某个字或词所特有的，共象是某些字或词所共有的，可是又各有各的专有之性。”[2]

从上述观点看来，人们倾向于将语根称为语源，章太炎在《文始》中也称语源为语根。“概念”与“语词”之间不能画等号，所以这种说法还有不完善之处。所谓“共象”，在文献语言词汇系统中即表现为同源词的公共义。书契未兴之时，人们因为音表、语词相互之间缺乏用于区别的形式，彼此界限不明，故称“共象”。而傅懋勣对“语根”的解释超越了前人，这也许是受西方语言学的影响。

语源在现代语言学中又常被称做“词的内部形式”。张永言先生在《关于词的“内部形式”》一文中指出：“语言的词汇是不断地发展丰富的，发展的主要途径是创造新词，而新词的创造又多半是在已有的语言材料和构词方法的基础上进行的。因此，新词的语音形式和意义内容之间的联系，一般说来并不是偶然的。这就是说，除了一些‘原始名称’以外，语言里的词大多由其内部形式可寻，或者说有其理据可说的。”[3]他接着说，“所谓词的内部形式，又叫词的词源结构或词的理据，指的是以某一语音表达某一意义的理由或根据。”高守纲先生在《古代汉语词义通论·词的内部形式和同源词》一书中说：“词给对象以名称，而名称的选定，是以人们所联想到对象的特征为依据的，体现在词的内部结构之中的作为命名依据的对象特征，叫词的‘内部形式’，也叫词的理据或词源结构”。上面所说的“词的词源结构”即词的意义关联。王德春先生在《语言学概论》中指出：“词源学是历时语言学分科，它研究词语的起源，探求词语的最初结构，分析词语的内部形式，揭示构成成分的古义。”[4]

上述关于语源的定义同样适用于日语。例如汉字「巷」日语读做「ちまた」，其内部形式是由「の」演变而来，「みちのまた」又根据日语词汇合成是音便规则而演变成(舍去「み」和「の」)。它的词义也是由大道的歧路而来。动词「導く」也是同样，从「道を引く」(读)连浊后成「みちびく」。起初义为“引路、带路”，衍生义为“指导、引出”。

关于语源论述很多，归纳起来应该是：语源是口头语言中语义与语音的结合体，是后世语言中的语词意义的历史渊源，是语词增值、词汇发展的语音学的内在根据。

前苏联语言学家布纳克在《人的起源与古代人类分布》中说：“在声音的形象成为各种表象的一定范围内的必要因素以后，这些声音形象就具有了意义的基本内核，而这个基本内核可以把各种不同的表象连接起来。”[5]人们思维中的“意”与其载体语音相结合，于是就形成了文字，产生了书面语词系统的词汇。在对同源词的语音分析过程中，人们认识到书面语词的本音是由原始语音中载义的音节延续而来的，认识到语源包含着音与义紧密结合的两个方面。总之，语源是音、义二位一体的结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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